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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奔馬發現50周年|從銅車馬看漢晉絲綢之路
作者:  來源:澎湃新聞  點擊數:203  2019-08-21  字號: T|T

“絲路歲月:大時代下的小故事”特展正在中國絲綢博物館展出。展覽開幕后,中國絲綢博物館近日陸續邀請榮新江等十余位相關領域專家開講,就特展14個單元的每一單元做深入解讀。 

  本文由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李永平主講,介紹出土“銅奔馬”(中國旅游的徽標“馬踏飛燕”)的雷臺漢墓以及墓主張君。雷臺漢墓發現于1969年10月,今年剛好是銅奔馬發現50周年。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 

  河西走廊概述 

  漢代建國之初最大的外患就是匈奴,漢武帝時期國力強大,衛青、霍去病出擊匈奴取得勝利,并設立“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張掖、敦煌,以利漢朝“斷匈奴右臂“的戰略,鞏固西北邊防,加強對西北少數民族的管理。今天這四地的名稱仍與漢代一致。敦煌地區主要位于黨河流域;張掖位于黑河流域(額濟納河)上游,武威位于石羊河流域,這些內陸河皆發源于祁連山,再往北注入沙漠中。流域內形成的綠洲為發展農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河西走廊因地處黃河以西而得名,祁連山以北屬內陸河流域,干旱少雨。河西地區石器時代文化是外來文化遷移而來,仰韶文化的廟底溝類型已經對武威一帶的新石器文化有了影響。后來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在河西走廊東部地區都有擴張,比如武威的皇娘娘臺的齊家文化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也有一些青銅器。到青銅時代,河西走廊以張掖為界,出現了兩種有差異的文化類型。張掖以西受到新疆地區文化影響,有“四壩文化”;張掖以東受到來自北方的文化影響,有“沙井文化”。青銅時代生活在河西的少數民族有匈奴、羌、月氏等,他們與青藏高原地區、天山南北地區、六盤山區域的古代部族有交往和聯系。近年來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發現了時間上屬于中國青銅時代早期的銅礦、冶銅遺址、玉礦和玉器制作作坊。充分說明河西走廊地區在中國文明早期進程中已經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秦代已經與河西地區民族和部族發生了關系,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家塬墓葬出土的有浮雕虎噬羊和格里芬圖案的金飾牌、大量的馬、大角羊、虎形金飾片,以及武士射箭的金飾片、胡人頭金扣、琉璃杯等是歐亞內陸草原地區與秦交流的重要物證,我們認為,這個交流是通過河西走廊這一要害區域實現的。 

  漢朝將現在的東北至燕山北部,沿著內蒙到甘肅地區稱做“北邊”。《漢書》記載,北邊地區有13個牧師苑是朝廷的養馬機構。這十三牧師苑里,有兩個規模比較大的位于河西走廊,一個是敦煌苑,一個是驪靬苑。我們認為,敦煌苑,很可能位于敦煌以西的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的草場地帶;驪靬苑大約是現在的山丹軍馬場,至今還保留著,它曾經是亞洲最大的軍馬場。張掖位于武威的西邊,漢代時在武威也設小張掖縣,雷臺墓就位于此處。 

  雷臺張君 

  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金羊鄉新鮮村內有一座長106、寬60、高8.5米,面積12.4萬平方米的長方形夯土臺,其上坐落雷臺觀,后殿供奉雷祖神像。1969年,這里發現一座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有特色文物的漢代洞室墓葬,稱為雷臺漢墓。雷臺墓出土了大量文物,我們從出土銅馬上所刻銘文“守張掖長張君”,以及四枚龜鈕銀印上的將軍字樣判斷,墓主是東漢晚期至十六國時期的張姓的在武威駐守有一定權勢的將軍,他曾任河西四郡之首武威郡郡首兼張掖長,因為沒有名稱,所以稱為張“君”,君是漢代對人的尊稱,這在河西漢簡中有大量記載例證。 

  一、雷臺漢墓基本情況和信息 

  雷臺漢墓為帶有封土和墓道的多室磚券墓。墓門向東,門前有斜坡墓道,門后為甬道,甬道后接前、中、后三個墓室。前室帶有對稱的左右耳室,中室只帶有右耳室,后室較小且沒有耳室。墓道兩側有樹狀彩繪,墓門為仿木結構磚砌并有彩繪。前、中、后室皆為覆斗頂,藻井方磚,繪大型蓮花圖案,四壁繪幾何圖案。 

  雷臺墓是漢代高級貴族的墓葬形式,例如河北的滿城漢墓、廣州的南越王墓,都是先在山上打洞,再挖墓穴,不同于長沙轪侯墓、江蘇盱眙漢墓、廣梁王墓,直接由地面向下挖的“豎穴墓”。 

  二、 墓主張君 

  雷臺漢墓的主人到底是誰,一直是個謎,我們尊稱他為“張君”。從出土的三組銘文和四枚龜鈕銀印刻的文字,分析得知:墓主姓張,是一位將軍,曾任武威郡左騎千人官兼張掖長,并兼任過河西四郡之首的武威郡郡首,擁有四種將軍名號。出土的四枚銀印,文字已模糊,只“將軍”二字清晰可見。 

  第一組銘文介紹墓主本人:“冀張君騎一匹,牽馬奴一人”、“冀張君小車,御奴一人”、“冀張君夫人輾車馬,將馬奴一人,從婢一人”。從“張掖長”、“小張掖長”、“守左7000人”、“冀征軍”等字樣,我們推測墓主是張掖長,具有軍事指揮權。“千人長”的軍隊管理稱呼可能受到匈奴或斯基泰等游牧民族軍事管理組織的影響。 

  第二組銘文介紹他的郎君、前夫人、后夫人,郎是張將軍的兒子阿?。“守掖長張君郎君阿?騎馬一匹,牽馬奴一人”、“守掖長張君前夫人輦車馬,將車奴一人,從婢一人”、“守掖長張君后夫人輦車馬,將車奴一人,從婢二人”。 

  第三組銘文為:“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騎馬一匹,牽馬奴一人”、“守左騎千人張掖長張君小車馬,御奴一人”。 

  目前關于墓主的身份,學者有三種主張:三國曹魏名將張繡、西漢晚期武威太守張江、東漢名將張免。 

  1。  張繡 

  張繡,武威祖厲(今甘肅靖遠)人,驃騎將軍張濟侄子。張繡初隨張濟征伐,張濟死后,聯合劉表投奔曹營,殺曹操之子并與劉表反目,后聽從屬下賈詡的建議,再次投降曹操,官渡之戰有功,封宣威侯,謚定侯。原甘肅省博物館館長初世賓等人主張墓主為東漢末年的張繡,但歷史上的張繡在往烏桓途中去世,與雷臺方向不同,應不會葬在雷臺。 

  2。  張江 

  張江,四川人,據非正史記載,官拜武威太守。銘文中的“冀”,簡稱冀縣,是甘肅天水的甘谷縣,故也有人認為墓主是被稱為“金馬張”的將軍張江,但正史并無記載其人,因此也有許多學者反對這樣的推論。 

  3。  張免 

  張免又名張奐,字然明,敦煌淵泉人,曾任武威太守,是東漢時期的“涼州三明”之一。 

  左騎千人、張掖長等職銜,據《續漢書?百官志五》所述,應為秩級為三百至四百石的官吏,而雷臺墓的規模和眾多隨葬品,并非漢代秩級三、四百石的官吏所具。學者研究,兩漢時期,兩千石以上官秩才綬銀印,且出土的四枚銀印皆龜鈕,與漢晉金銀印形制及官職一致,推斷墓主應為秩級為兩千石的將軍。 

  奴婢俑背面銘文  出土的精美文物 

  1969年雷臺墓發現時,許多文物已損傷,被一些社員們拿回家,武威縣革命委員會上報省文化局后,省文化局派甘肅省博物館考古人員前往搶救發掘,社員們也陸續將文物送回。 

  有關出土文物的擺放位置,墓道盡頭的墓門口放置銅獨角獸,甬道散布著銅錢,前室右耳室及門外二層臺上放置銅車馬儀仗隊、前室南璧二層臺上放置陶樓院、前室左耳室門口放一件銅牛,整個室內一樣散布銅錢。

  中室三面二層臺上,有設計精美、造型獨特的銅蓮枝燈以及銅壺、銅樽、銅熏爐等生活用品,其右耳室放置陶器品。后室較小,中間有髹黑漆木棺的痕跡,東西并列,其下有橫排的棺床,棺床之下有龜形石墊4個。

  后室出土四枚帶有“某某將軍”印文的龜鈕銀印和其他隨葬品。 

  隨葬文物另有金、銀、銅、鐵、玉、骨、漆、石、陶器等231件,包含銅器171件、金器2件、漆器3件、陶器25件、銀印4枚,以及鐵、骨、石、玉琥珀等質地的器物。另外,還有鋪地銅錢28000余枚,散布于甬道和各墓室中。 

  以下將介紹雷臺墓出土的幾件珍貴文物。 

  一、銅奔馬 

  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銅車馬俑儀仗隊陣容,和漢代其他的儀仗俑車馬陣一樣,都是陪葬冥器。馬的鑄造是頸部以上、身體、腿、尾巴分別鑄成后鉚接。主講人分析,造型優美的銅奔馬應為工匠們在鑄造完墓主和銅車馬陣之后,運用想象力額外鑄造的一件副產品。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奇想,誕生了中國旅游的標志,這不能不讓我們對中國古代工匠的創造力和想象力由衷地佩服和仰慕! 

  銅奔馬三條腿離地。以前曾有兩位喜歡賽馬的美國人在爭論何為馬匹跑的最快時的姿勢,一位認為:馬跑的最快時是四條腿全部離地,另一位認為是馬飛躍最快時是三條腿離地。最后他們決定以快速照相顯示圖像的方式來裁決。照片顯示,馬跑得最快時,就是像銅奔馬一樣,三條腿離地,可見中國古代工匠細致入微的觀察力和對馬的習性的敏銳洞察。 

  上個世紀70年代初,著名的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文學家郭沫若與柬埔寨的賓奴親王赴甘肅訪問,參觀甘肅博物館時,武威雷臺出土銅奔馬和車馬組引起郭老濃厚的興趣,特別是對銅奔馬贊許有加。1972年,尼克松訪華,周恩來總理指示和要求國家文物局在故宮舉辦“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展”,以便向外賓展示新中國考古工作的成就。郭沫若推薦雷臺漢墓的銅奔馬與銅車馬組展出。尼克松夫婦參觀展覽時對銅奔馬和車馬組表現出濃厚興趣。 

  銅奔馬在北京故宮展出后引起極大的轟動,受到高度關注。1985年,國家旅游部門要確定中國旅游的標志,銅奔馬因其獨特的造型并象征古代中國的開放和包容,獲得一致同意而通過。因為它不僅具有靈氣,漢晉時,也是絲綢之路繁榮昌盛之時,可以代表古代中國的民族精神、時代精神。 

  銅奔馬的馬蹄上所踏之物為何,目前尚無定論。學者認為有鳥、飛廉(一種神鳥)、燕子、隼、匈奴人等多種看法。霍去病到河西康祁巡邏,身騎漢代騎兵的種馬,他的墓雕圖像是馬踏匈奴,因此有人認為銅奔馬腳下之物為匈奴。 

  有學者認為銅奔馬是漢代的天馬。關于天馬,有美麗的傳說。漢武帝時,有位河南南陽人,叫做“暴利長”,被流放到敦煌屯田(現敦煌南湖鄉,陽關之處),他在此處發現了一些野馬,就用泥塑一個假人,手持馬籠頭和繩子立在水旁,趁馬失去警惕時,他就現身以繩子套住馬匹。漢武帝本人也喜愛馬,作了好幾首天馬歌,其中一首是:“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最初雷臺漢墓銅車馬組寫發掘報告時,甘肅考古司的前輩們認為銅奔馬就是天馬,但因為當時的政治環境,因此當時的考古報告就沒有提出天馬的看法。 

  也有學者主張馬腳下所踏為燕子,因此叫做“馬踏飛燕”。1985年,國家文物局定“銅奔馬”為旅游標志時,稱作“馬超龍雀”。主講人則認為“銅奔馬”的稱呼最適當,因為大家對此稱呼熟悉也避免不必要的爭論。 

  銅奔馬長45厘米,通高34.5厘米,寬10.1厘米,造型矯健精美,作昂首嘶鳴、疾足奔騰狀。塑造者攝取了奔馬三足騰空、一足超掠飛鷹的剎那瞬間。讓飛鷹回首驚顧,更增強奔馬疾速向前的動勢。其全身的著力點集中于超攝飛鷹的一足上,精確地掌握了力學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藝技術水平。銅奔馬是按照良馬式的標準去塑造的,集西域馬和蒙古馬等馬種的優點于一身,特別是表現出河西走馬秉賦的對側步特征。構思巧妙、藝術造型精煉、鑄銅工藝卓越。銅奔馬成為東西方文化交往的使者和象征,因此被列為中國旅游的標志。 
  二、銅車馬組儀仗隊 

  “銅車馬組儀仗隊” 儀仗隊列由三十八匹銅馬、一頭銅牛、十三輛軺車、一輛牛車、十七件手持矛戟的武士俑和二十八件奴婢俑組成,這是迄今發現數量最多的東漢馬車儀仗銅俑,氣勢宏大,鑄造精湛,顯示出漢代群體銅雕的杰出成就。 

  “銅車馬組儀仗隊”中的文物是國家舉辦有關絲綢之路文物外展的必選展品,受到觀眾關注和好評。武威雷臺的銅車馬組,是漢代出的銅車馬組中馬和人的數量最多的,馬匹雖然大小不一,但體態高挺,當為以蒙古馬和中亞馬配種而來的馬為模特鑄造。可以看出當時還未普遍地使用馬鐙。“銅軺車”是漢代用作通訊和軍事傳遞的車,根據傳遞的文書重要性不同,而有不同級別的車。軺車上有傘蓋,人物與馬,形象具體又耐看,非常適合外展。銅軺車由軺車、馬、傘蓋、御奴組成。車雙轅前曲,連衡帶軛有軌。兩輪重轂,輻條十二支。御奴穿交領服,雙手拱舉,做執轡駕馭狀。車輿兩側有朱紅幡,據《后漢書?輿服志》記載:“朱兩幡”為俸祿二千石以上的地方最高級官吏享用的乘輿。此車是出行儀仗隊中的前導車。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車的國家之一,相傳黃帝時已知作車。迄今考古發現最早的車是商代的。商代與西周時期的車屬于同一類型,都是雙輪,方形或長方形車廂,獨轅。轅的前端縛有一根橫木叫“衡”,衡的兩邊各縛有人字形軛,用以駕馬,多數是駕兩匹馬,也有駕四匹馬的。到了漢代,車有了很大的發展和變化,獨轅車漸少,多數為雙轅車。雙轅車一般駕一匹馬,個別駕兩匹馬。車的種類繁多,使用范圍擴大。官僚貴族出行多要有一個馬車組成的車隊,以炫耀其社會地位。也正是由于這種原因,官僚貴族的墓葬里,常畫或刻有出行的車隊,有的甚至隨葬銅鑄的車馬儀仗俑隊。斧車是官吏出行時,在前頭帶路保護的,有禮儀作用。 

  三、連枝燈 

  武威雷臺漢墓出的連枝燈,透雕有有羽人,猴子等。象征著人死后進入仙界,光明在陪伴。燈座為倒置喇叭形,座面飾瑞獸和云氣紋。燈呈樹形,主干分為三段,套插而成。段與段銜接處各置十字形托架,猶如燈樹之分枝。十字托橫向四出,四端各飾透雕花葉一個,葉端有小燈盞,盞沿各有桃形葉飾一個,象征火焰,干枝頂端有仙人騎鹿形花飾。原有燈十三盞,現存九盞。 

  四、金鐻 

  金鐻是一種像鐘一樣的樂器,搖晃會發出響聲。 


  金鐻 

  五、鎏金銅扣漆樽和鎏金銅樽 

  雷臺出土鎏金銅扣漆樽,是用馬鬃和絲麻加纻木片胎里做成漆器,外面再扣鎏金銅片。樽,古代用作溫酒,在漢代時也是貴族喜愛的收藏品。 

  六、陶樓院 

  陶樓院長67.1厘米,寬54.5厘米,高105厘米。陶質施綠釉,由可拆卸的23個部件組裝而成。院中央矗立5層樓閣,每層都四面出檐,由下到上遞層縮小。院四周圍墻,正面大門為菱格形透窗,門檐上建兩層門樓。塢壁四隅為兩層角樓。門樓與角樓間有飛棧相連。中央以及四個角樓之四壁均設透窗。這座樓院是東漢后期豪強世家莊園塢壁的濃縮寫照,為研究我國古代建筑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這座陶樓院和漢代佛寺建筑造型相似。漢晉時期,已有“浮屠”的稱呼,佛教經塔里木盆地傳播到河西走廊以西,再傳播到中國內地。有學者認為這個陶樓院與漢魏時期的寺院有相似之處。 

  甘肅省博物館的老館長初世賓根據漢簡記載復原的漢代長安——敦煌絲綢之路。圖上可以看出漢代祁連山到長安沿路的概況,有兩條路線。根據漢簡記載,從長安到敦煌的詔書的傳遞用車或騎馬,要花費23到24天的時間。 

  第一條是經敦煌、固原(漢代高平縣)、武威至長安,此路在漢代叫“第一國道“”,是通往西域最便捷的一條路,也就是后來的隴海鐵路,漢簡里,叫做“高平道”。另一條路繞得比較遠也較難走,從黃河經蘭州,到永登翻過烏鞘嶺,再到武威。漢代叫“隴道”。還有一條:“隴道”不過烏鞘嶺,而是今青海西寧,再從西寧沿祁連山北麓到扁都口進入河西走廊,這一段是“羌中道”。從武威到敦煌是“河西道”。 

  由長安到河西的交通要道上出土了許多重要的文物。如甘肅定西出土新莽權衡器,分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和臺北的故宮博物院;河西出土漢代簡牘,是研究漢代歷史的“百科全書”;臨澤出土“建興元年臨澤縣廷決斷孫氏田塢案”冊書是迄今發現最完整的西晉簡牘文書;靖遠出土西式神祇紋鎏金銀盤是中國境內出土的典型希臘羅馬風格金銀器。嘉峪關魏晉墓出土了“驛使圖”彩繪磚是中國郵政的標志…… 

  雷臺漢墓的墓主至今是個謎,但它出土了漢代墓葬數量最多的銅車馬儀仗隊以及舉世聞名的銅奔馬。在古代絲綢之路上的國家與中國有著密切的文化、經濟交流,也代表古代中國的開放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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